王莽改制（王莽主导的新朝社会改革）

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并且，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还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将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而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也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背景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以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为新朝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王莽即“新太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于公元8年腊月至公元23年十月初六在皇帝位。即位后的王莽在这种情况下，意图通过改制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树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己的统治。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1]

政治

改革官制

如在中央官职中，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水衡都尉为予虞，光禄勋为司中，太仆为太御，卫尉为太卫，执金吾为奋武，中尉为军正。地方官职的名称也多有改动：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宰。等等。此外，王莽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后又典兵，位上卿；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王莽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还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因此，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在各级官吏中层出不穷。至于那些清正一些的受封爵者则穷困潦倒，甚至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修改地名

王莽还更改了许多地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甚至连官吏也弄不清楚，所以王莽在后来的诏令中提到某地时也只好注明故地。如“山阳郡”更名为“巨野郡”。

冻结奴隶制度

对现有的奴隶数量冻结，禁止继续买卖和产生新的奴隶、婢女。使其自然消灭。

经济

王莽在居摄和篡位称制期间,先后四次改易币制。从政改口号及其假托的学理依据来看,王莽似乎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但事实上王氏改制的各项举措背后,又往往隐藏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币政层面而言,频繁推出的新版货币让百姓不堪其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被严重扰乱。朝令夕改、换算不合理、铸币机构冗杂、材质多样、面值繁复,这是该时期货币政策的几个典型特点。[2]

文化

在教育、祭祀、法律、音乐、漏刻、建筑、历法、度量衡、车辆制作的方面也有革新措施。

音乐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下书曰：“遏密之义，讫于季冬，（张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期年也。”师古曰：“虞书：‘放勋乃徂，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静也。谓不作乐也。故莽引之。”）正月郊祀，八音当奏。王公卿士，乐凡几等？五声八音，条各云何？其与所部儒生各尽精思，悉陈其义。”天凤六年（19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羣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漏刻

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奏请太后，称得“铜符帛图”，并借此“请共事神祇宗庙，奏言太皇太后（即孝元皇后王政君）、孝平皇后（即王嬿，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皆称假皇帝。”该奏中请“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用应天命。”奏可。

此次改漏刻为一百二十度，是和该奏中所说的汉哀帝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的故事有关。王莽该奏中称，“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更为太初元将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臧兰台。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大将居摄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当时汉哀帝在改元诏书中对漏刻进行改革，“漏刻以百二十为度”。颜师古曰：“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齐人甘忠可所造，今贺良等重言，遂施行之。事见李寻传。”

历法

天凤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李竒曰：“易道生诸当生者也。”师古曰：“下系之辞。体化合变，故曰日新。”）予其飨哉！”欲以诳燿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地皇元年（公元20年）“改元曰地皇，从三万六千岁历号也。”

度量衡

始建国元年做新嘉量以统一容积。

结果

王莽的改制不但没有缓解当时的阶级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初三天明，王莽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退至渐台。将士全部战死。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肢解。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而王莽的改制也随着新朝的灭亡和王莽死去而画上了句号。

影响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王莽改制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王莽改制中的改名。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民众深重的灾难。

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评价

王莽称帝及其改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殊产物，是西汉末年以来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矛盾的反映。王莽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措施，虽然目的是要解决社会危机，维护其统治，但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成为众矢之的。

王莽新政的失败，是西汉没有前车之鉴、发展失败的延续。在当时，它需要官僚体系治理国家，但是无法制止官僚作为利益集团，疯狂掠夺国家的财富；国家放开土地，鼓励竞争，就会引发土地兼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如果将土地收为国有，平均社会财富，又会违背人类竞争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这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华帝国的悖论，此后2千多年里，任何王朝，都没有逃脱西汉帝国谱写的命运。

王莽改制的失败，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他性情狂躁、轻于改作，一味慕古、不切实际，刚愎自用、所用非人，这些性格特征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领导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败。

参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