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及影响(唐朝藩镇之乱原因)（[db:子分类]）

自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就是大唐帝国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枢的南衙（朝廷官僚集团）北司（控制中央禁军的宦官集团）一起，互相均衡制约，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帝国统治百年。

一个浅而易见的事实：假如藩镇当真是朝廷中枢必欲除之而后快之物，唐代就根本不会在河朔三镇与朔方等旧藩镇以外，又不断在江准、汴梁、剑南这些战略重地加设新藩镇了。

因安史之乱，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断交通，恪守四十余年后亦没于回纥。人口也从盛唐时的九百万户降低到五百万家，国力大损。

四方异族侵攻，中枢权威不复，河朔地方实际割据，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乱功臣、安史余部在内的骄兵悍将横行，这种情况下，初唐、盛唐时的中央集权体系已不合时宜，步履维艰。

因此推广藩镇制度，分权地方，广设节帅来共治天下，对中枢当然是不得已，同时也适应当时的我国局势，实有其有合理化与必然性。

经历建中兵乱、块和削藩、长庆销兵，中枢与地方多年博奕，朱泚李希烈这样公然称帝的藩镇被诛灭，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谋反甚至替代唐代之欲望，总算达成契合双方整体利益平衡，在国家内部大致确保了百余年的和平期。

中唐藩镇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帅，但在他们麾下的骄兵。这些全无畏上之心、忠实之念的骄兵，骤然裁撤必然激发大乱，以中枢财赋供养也是无底洞；因此地方藩镇对帝国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不然这些骄兵就不是整日闹饷、杀立节帅，而是和以后五代时那样直接动辄换皇上了。

实际上大部分节度使们活得并不舒心，并非大家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刻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习以为常。可以说他们也是当了朝廷应对这些骄兵的调压阀、替罪羊。

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绝大多数藩镇只求管理地方的权限父子相承，获得中枢认同，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镇、扩大板图之欲望；许多节帅都自愿消除权柄，亲自入质长安，只求为一富贵闲人，则此生足矣，同样也是这个原因。

中唐体系是南方设定观察使，用南方赋税去养北方藩镇，北方藩镇一样负担者为我国抵挡吐蕃、回纥、契丹等异族的职责，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朝廷的大多数政令包含两税法这样的重大改革，一样通行于各藩镇。而朝廷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就职。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代中枢不能干涉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司马光到陈寅恪，指的都是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与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狂放不羁、强大难治；其地区民族认同感也一直是汉非胡，而非一些一知半解的人认为的那般，当真变成了胡人。

各藩镇抵挡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异族，维护与收复皇朝基本板图，一样功绩卓著。

在吐蕃占领河湟，兵锋一度打入长安的逆境中，大唐天子亲守国门御边，中枢据守长安，坚持不东迁洛阳；神策军和各藩镇每年轮流秋防，剑南、凤翔、朔方诸镇百年里俘斩吐蕃军以数十万计；总算遏制其欲望，让其夺得关中与巴蜀、进占中原的欲望不得实现，因此矛盾激化滋长，这个雪域高原空前绝后的强权最终在宣宗时完全分崩离析，宣宗借机复河湟三关七州。

同时河西汉民大起义，义军头领张议潮亲自至长安为质，举甘凉十一州重回板图，朝廷设定新藩镇归义军以赏其功，而非直辖中枢，亦在情理之中。

回纥汗国惨败于黠戛斯，十五万人西迁塞北，三十万人其及可汗王庭南进，以归附之名索要唐代天德军为据点，意图振兴。对这种落水狗，中枢力量已经衰竭的晚唐政府，在一代名相李德裕的调度下，仍毫不客气地调遣北方各大藩镇加以围剿；其中大部分被瓦解后归降，剩下的死硬派约十万人，以及可汗一起，被唐军攻灭于杀胡山。回纥汗国就此灭亡。

南诏侵攻时，也是大将高骈先镇定海军，收复交趾，俘斩四万；又移镇西川，俘斩超出六万，让其国力空虚，幼童为兵，女性耕饷，屈词请和，再难为患。

诚然，按大唐的高标准，相比初唐那些以弱胜强神话战绩、一战破国直若等闲的赫赫武功而言（李卫公三千骑破东突厥十万，徐英公三千骑破薛延陀十万，苏刑公万骑破西突厥十万、一千破吐蕃军八万。就连太宗亲征高句丽俘斩十四万都被当败战），中唐的对外战绩的确有限。

但国力大损只有以前一半时，还能基本保证除河西陇右以外中原汉地基本盘，而河西陇右也在趁吐蕃崩溃时总算收复了，藩镇体系不可谓无功。

此外，唐代宦官集团在中枢虽可大权在握，为立帝定策国老，但出外到地方时，权利却受藩镇相当程度管控，因此唐代宦祸对天下百姓的本质危害性有限，远较中枢一呼则地方百应、生祠遍起为轻，正是藩镇的制约之功。

藩镇互相征战兼并，其实是黄巢之乱中枢权威崩溃后的事了，朱温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镇，南衙北司一齐被摧毁，帝国三根支撑尽去，则大唐亡矣。

以后经历五代乱世，宋代能解决骄兵与藩镇难题，同样是经过中唐与五代以后两百年无数帝国精英的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从来不是赵匡胤简单的搞个“杯酒释兵权”，节帅们就能够乖乖听话的。

宋承唐制是宋代大臣的普遍共识，宋朝的大部分切实可行的制度都可以在中唐以后的探索找到其端倪，这绝非泛泛之谈。

参照盛唐时最早藩镇的设置起因，便因当时帝国过多扩大，边疆地区有比以前更强大的动员力，才足够确保军事需要。而为何在湖广一带还到处荒地、福建岭南也还未充分开发的情形下，长期持续将大量国力军力投入到离长安万里之遥的境外。实则唐王朝全盘继承的“西魏-北周-隋”关陇帝国的军国扩大体系，极限运行之必定。

以安史之乱为区别线，唐朝历史其实割裂为泾渭分明的两块，以前算得上是“后隋朝”，以后则是“前宋代”。当帝国由扩大变成内敛，从政治制度发展看，藩镇制就是这个从隋一直到宋的漫长转型期中，维持帝国统治和皇朝基本版图的权宜之计。

而宋朝每次皇帝即位则厚赏禁军，不得不因此背负上沉重财政负担；包含宋建国战争中屠江州、屠成都的滥杀，正是唐代五代骄兵情况的余波，也是帝国转型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摆脱政治体制的变迁，空泛谈某朝“尚武”，某朝“软弱”，其实并无太大意义。